同是與工業化相對的概念,信息化與后現代在基本范式上的相通之處,遠比我們大家想像的要大。可為什么信息化一詞聽上去更“正統”一些,而后現代卻有點“旁門左道”的味道呢?澄清這個問題,涉及現代化的指導原則。
在討論信息化與后現代的意義區別之前,我們需要在二者的同一性上,取得一種基本的共識。信息化與后現代都把工業化,當成一種需要超越的對象,都認為自身是工業化之后的一種歷史發展。換句話說,信息化與后現代都把自己擺在一種有別于工業化的位置上。
既然信息化與后現代的靶子是一樣的,都是針對工業化的,為什么它們彼此不能取長補短,求同存異,至少建立一種“統一戰線”呢?我認為問題和對問題的解決,主要需要考慮以下幾個方面:
建設性與批判性的統一
每一次現代化,都是破除舊世界與建設新世界相結合的過程。如果說,信息化更多表現出第二次現代化的建設性特點的話,相對而言,后現代則更多表現出第二次現代化的破壞性或批判性的特點。這是造成信息化與后現代倡導者互不信任的重要原因。
然而,正因為現代化過程是破壞與建設的統一,信息化與后現代,完全可以在揚棄這個意義上取得統一。揚棄就是既肯定,又否定。肯定上一次現代化中可繼承之處,否定上一次現代化中過于傳統之處。相對而言,后現代理念發展,在這方面更主動一些,已從早期批判一切的否定的、解構的后現代,轉向了建設性的后現代。而信息化理念對傳統工業化的批判性,卻沒有明顯的發展,在這方面需要向后現代理念靠近。
技術與文化的統一
信息化理念較多執著于技術經濟主題,而后現代理念較多執于文化主題,是二者之間難以溝通的又一個主要障礙。這種隔閡的擴大是有害的,而互相融合則有利于共同發展。
信息化理念的實踐來源,主要是信息技術革命和信息經濟發展,工程師型人才的參與和推動使使信息化運動更具理工科色彩。而后現代則相反,是一群不懂數理化的文科人才發動的百年運動,他們更加關注的是文學、藝術、人類學、社會學領域的事情。這就造成了第二次現代化可笑的文理分科現象。信息化更象理科的第二次現代化,后現代更象文科的第二次現代化。而從文理兼修的人看來,他們說的幾乎完全是同一回事。可事實上,信息化工作者與后現代主義者互相如讀天書,不知所云。這種情況一直發展到鬧笑話的程度。
解決這種矛盾的最好辦法,就是一方面豐富信息化的人文內涵,一方面加強后現代性的經濟技術內涵,通過文理交融,全面發展。首先,需要在哲學社會科學高度加強第二次現代化的基礎理論。信息化沒有自己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久而久之就會變為一堆經驗之談。后現代主義在這方面很強,可以補信息化的不足。舉例來說,后現代理論已普遍形成一種共識,對構成工業化發展局限的世界觀基礎,進行不同程度的解構。這種世界觀的核心,是笛卡爾以來的理性絕對化傾向。信息化理論還遠沒認識到這種深度,所以這直接限制了它對工業化的認識水平,直接削弱了制訂電子商務、電子政務綱領的戰略把握能力。其次,信息化理念中,要強化以人為本的意識。僅從經驗和政策層面認識以人為本,是不充分的。后現代理論在這方面有長期豐富的研究積累,是信息化可以吸收借鑒的人類思想財富。第三,信息化理念中,需要大大加強對精神和文化現象的解釋。這方面一直是信息化理論的弱項。要從認識根源上找出造成在產業升級特別是文化產業發展方面屢次失去先機的根子。第四,后現代理論需要克服惟文化力論的傾向,不應將人的發展,與社會發展的客觀物質基礎和主流實踐人為割裂開來,尤其應加強對技術革命的研究。后現代主義者不能脫離電子商務、電子政務這類前沿實踐,空談“后現代”。第五,后現代理論需要加強經濟理論建樹。經濟學現在成了為傳統工業化辯護的大本營,整體觀念之保守為各人文學科之最。后現代理論在各人文學科主流發展中都有很大建樹,惟在經濟學領域缺乏話語權。隨著行為金融學在華爾街取得的率先突破,對第二次現代化經濟規律的批判性系統梳理,將出現新的進展。
發達與不發達的統一
造成信息化與后現代觀點不協調的第三方面原因,在于現代化定位的差異。
一般來說,后現代的觀點,持有的是一種“純”信息化的立場。強調要進入一種完全不同于工業化的現代化狀態。信息化的觀點,反倒持有一種不太純的后現代立場。強調要進入一種半工業化、半信息化的狀態。這與他們的實際背景有關:后現代主義,是在工業化發達國家提出的。在發達國家,比較容易觀察到工業化的歷史局限,容易提出比較純粹、徹底的下一代現代化的任務。所以后現代理念表現出強烈的反工業化的未來取向。這不意味著他們不重視工業化基礎,而是把工業化僅僅當作基礎。
而信息化,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首先提出的未來現代化理念。中國工業化偏偏沒有完成,現實發展決定了這種現代化理念,必然具有極大的妥協性,表現為在工業化和信息化二者之間進行折衷的價值取向。從某種意義上說,新型工業化,是中國特色的信息化之路。它的底色是工業化,因此仍屬于一種第一次現代化的策略。只不過在第一次現代化理念中,加入了第二次現代化(“新型”)的輔助性要素。
其實,后現代與信息化,在現代化定位上,可以是不矛盾的,關鍵是要處理好長遠理想與眼前發展的關系。
拋開眼前的“說法”,從歷史高度提純現代化戰略,有幾種典型的選擇:一是發達社會的選擇,徹底進行社會轉型,實現從一種現代化進入另一種現代化的質變,所以會提出對工業化的質變要求。二是發展中國家的選擇。第一種典型的選擇是區分現代化的長遠與眼前階段,把后現代作為長遠發展的目標模式;把第一二次現代化混合模式,作為條件不具備時的現實過渡戰略;準備在條件具備時,完成從混合戰略向第二次現代化戰略的轉變。第二種典型的選擇是不區分長遠與眼前,也就否定后現代作為第二次現代化的價值取向,把第一二次現代化混合模式本身,理解為第二次現代化模式。中國現在就處在后兩種情況之間。
我傾向于把后現代意義上的現代化作為第二次現代化的長遠目標模式,而把新型工業化作為現實選擇這樣一種戰略。對現代化來說,當前的最大問題,是對未來失去信念。我主張重新發現馬克思“巴黎手稿”與《法蘭西內戰》中的后現代理念,重建未來社會個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的信心。這正是信息化與后現代共同的聚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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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標題:信息化與后現代的統一戰線